當前，東北進入增長動力缺失期，其深層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結構病、發展方式病在作怪。東北實現振興，首要的是闖過“結構關”。同時，需要投資環境的改善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
推動東北制造需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提高型升級
專家認為，當前，東北進入增長動力缺失期，其深層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結構病、發展方式病在作怪。東北實現振興，首要的是闖過“結構關”。
1．工業增速、工業效益既是上一輪東北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本輪東北經濟困難的癥結。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振興院專家委員會主任劉世錦認為，目前我國產能嚴重過剩地區的共同特點是以重化工業為主。東北地區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典型和突出，主要表現在東北地區的重化工業比重較高、在重化工業領域國企占比高，即所謂的“單一經濟結構困局”。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振興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東北一次振興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和重化工業發展，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在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遺留了一些重要矛盾和問題。未來10年，要以結構調整為重點，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關鍵，以形成先進制造業基地為目標，實現東北二次振興。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振興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常修澤認為，近年來，在國內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原來的結構病“水落石出”，再疊加人口等多種問題，使得整個東北進入增長動力缺失期。突出表現在：一是工業比重大，其中重工業、“原”字頭比重過高；二是服務業發展滯后。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振興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曹遠征認為，工業增速、工業效益既是上一輪東北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本輪東北經濟困難的癥結。東北經濟以第二產業為主，其中基礎產業與裝備制造業又是重心。在全國產能過剩日益嚴峻的形勢下，結構單一問題日益凸顯，出現第二產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現象。
振興院副院長李凱認為，結構不合理是造成老工業基地經濟后勁不足、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目前，東北地區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偏離：工業結構的偏離、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的偏離、第三產業結構的偏離、高技術產業結構的偏離。糾正以上四個偏離是實現東北全面振興的關鍵。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啟東認為，東北經濟斷崖式下滑是長期積累的經濟結構問題的集中顯現，具體表現為資源性衰退、結構性衰退、體制性衰退和人口紅利的消失。
2．區域經濟發展缺少大規模產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的支撐，是東北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凱認為，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背離了全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其產業結構仍然以傳統產業為主、以重工業和工業品生產為主，區域經濟發展缺少大規模產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的支撐，這是東北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劉積仁認為，東北產業結構最大的問題是B2B比重過高，東北所生產的產品很少用來直接消費。過去10多年，東北制造忽視了個人消費品的生產和產業發展，當出現產能過剩時，東北在整個產業鏈條中受到的傷害最大。
3．東北制造需要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提高型升級。
曹遠征認為，需求因素既是東北工業上一輪增長的原因，也是此輪下滑的原因，在需求難以持續擴張的情況下，東北經濟需從數量擴張型轉向質量效益提高型。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建議，一是利用第三次工業革命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疊加的戰略機遇，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二是超越以一、二、三產業比重變化為基調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在一、二、三產業提質增效、發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上下功夫；三是支持東北老工業基地中已經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優勢或潛在競爭優勢的先進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在并購重組、研發投入等方面給予扶持，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加快培育東北產業在國際國內競爭中的新優勢。
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提出，東北工業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東北制造向東北創造轉變，二是從數量向質量轉變；三是從產品向品牌轉變。實現東北制造的轉型升級，需要投資環境的改善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
梁啟東認為，東北經濟結構調整，應瞄準服務業、農業、新興產業、輕型產業、民營經濟、中小微企業等新動能的培育。
產業政策需要根據產業轉型升級需求調整
專家認為，依賴投資和需求刺激政策已難以為繼。新一輪東北振興，需要瞄準結構性矛盾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來調整產業政策。
1．大規模投資和需求刺激政策已成強弩之末。
劉世錦認為，近期重啟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首先需要科學評估以往振興思路和政策，總結經驗教訓，進行適時調整。如果繼續沿用扶持“輸血”、投資拉動的辦法，且不論正確與否，實際可操作空間其實不大，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見到，更重要的是可能錯失振興機遇。
曹遠征認為，總需求擴張政策只能防止更大的衰退，而不能有效地提升經濟增長。如繼續實行大規模投資和需求刺激政策，將引起企業負債率過高，加大經濟系統性風險。
常修澤認為，前些年東北問題所謂的和緩，很大程度是靠著大量投資來支撐的。現在經濟下滑以后，投資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振興院專家委員會委員王小魯認為，目前刺激性政策的效果已顯著降低。東北地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堅決革除體制機制弊端上，把保增長的任務讓位于調結構和促改革，以破解經濟結構失衡的難題。
謝地認為，東北過度依賴投資造成了諸多弊端。一是以房地產及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特征的投資潮導致杠桿率過高、金融風險加大，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比較突出；二是遏制了企業的創新活力，激發了各地區、各部門的盲目擴張沖動；三是對“大水漫灌”式傳統需求刺激政策有不切合實際的期待，對供給側與需求側同時發力，也缺乏方向感。
2．產業政策重點放在巨大的消費品生產產業。
李凱認為，未來東北需要依據市場需求選擇主導產業，在保持優勢產業發展的同時，著力轉變供給結構，跟上國內產業結構演變的趨勢。尤其是要在市場規模巨大的下游消費品生產產業中找到突破口。
梁啟東建議，第一，振興東北的政策需要在產業短板上下功夫，重點推進新興產業及新業態、輕型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第二，在市場機制面前，政府的產業政策有局限性，盡量少地出臺《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招商引資指導目錄》等產業政策。 {$page$}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東北結構性矛盾
專家認為，東北再振興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在制度創新上做大文章，重點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
1．增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
國家發改委振興司副司長楊蔭凱提出，要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新的供需轉化，積極優化投資結構、融資結構、融資機制。新增投資要重點投向那些能夠產生新的需求、重大的產業項目和創新升級的項目。
人民日報社副社長張建星認為，東北地區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部分行業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主要原因在于體制機制等深層次矛盾進一步凸顯，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和舊動力減弱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
2．以“體制復制”換環境為突破口推動東北再振興。
劉世錦認為，東北改革面臨的是顯形體制加隱形體制的整體體制環境問題。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以“特區辦特區”“體制復制”的方式“換環境”。如可考慮東北三省和東南三省分別在東北三省舉辦特殊合作區。此類對口合作主要不是給資金、給項目，而是給體制機制，先換小環境，逐步影響調整大環境。
遲福林建議，探索發展“飛地型跨區域特別合作區”。借鑒廣東深汕特別合作區的體制飛地經驗，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創新東北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政策和管理模式，與東北地區向北開放的廣闊空間相互融合，探索設立 “遼滬特別合作區”“吉浙特別合作區”“黑蘇特別合作區”等，共同打造對外開放的新平臺，加快建設中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東北亞地區合作的中心樞紐。
李凱提出，突出改革對東北振興的根本性帶動作用，把東北老工業基地作為中國重大體制改革的試驗區，作為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區，作為結構調整、新型發展模式建立的工作區。將結構調整與發展民營經濟、轉變政府職能、克服體制機制等問題結合起來，為東北老工業振興尋找一條突破之路。
3．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東北大學校長、振興院院長趙繼認為，東北地區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高校科研院所“供給相對豐富”與區域企業“需求明顯不旺”并存、科技成果轉化“流出嚴重”與“本地轉化率低”并存、“科技研發投入不足”與“科技成果轉化渠道不暢”并存的尷尬局面,亟須加快推進東北區域科技成果轉化的一體化進程，提高東北整體科技競爭力。
曹遠征認為，小微企業比重明顯較低，不僅表明東北“雙創”動力不足，而且也難以吸納更多就業，難以提高本地居民收入。東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其在農業、林業、畜牧業及其相關產業的潛在優勢。而東北地區的第三產業薄弱，也決定了其發展前景廣闊。因此，在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同時，“雙創”的重心應放在第一和第三產業，以此來創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
哈爾濱工業大學戰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于渤認為，堅持創新驅動，在鼓勵技術創新的同時，更要關注發展模式創新，要產學研結合，與“互聯網＋”結合。此外，也要在商業模式上積極創新，把“產品＋服務＋平臺”的建設結合起來，形成基于平臺的多領域應用。
4．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曹遠征建議，東北地方政府應以放權、監管、服務為重心，締造市場環境，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同時，堅持包容性發展的合作理念，以PPP為核心，改革基礎設施投資體制，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合力。
吉林大學數量經濟中心主任、振興院專家委員會委員張屹山認為，東北經濟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認清現行經濟制度中存在的束縛市場主體活力，以及干擾、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弊端。進一步“放權讓利”，對現有的管理方式作出調整，減少政府的不當干預，推動市場按“企業民營化”“價格市場化”“競爭自由化”“管理法制化”原則運行。
謝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簡政放權，不能過多依賴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不能替代市場選擇，而是刺激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新活力，為市場機制的充分作用創造良好條件，包括做好頂層設計、制度供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創造有利于結構優化的各種條件等。<